宋萑，等 ||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生成逻辑、内涵特征与践行路径
导读
宋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学者，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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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9日，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信中指出“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肯定了教育家是教师群体中的示范者和引领者，而且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并勉励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
一个国家的强大表面上是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实力表现，深层次上则是精神和文化的引领。教育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蕴作为支持，[1]需要教师坚持把教育家精神融入立德树人的全过程。当前世界格局下，我们国家的强大发展离不开更好的人才自主培养的支撑，因此教育必须回应新时代背景下“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质量观问题、人才标准问题及教师素养问题等，而这也彰显出新时代提出并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梳理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分析其内涵特征并探索教育家精神的践行路径，既是当下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
历史脉络下教育家精神的内涵沉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家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在近代教育救国实践中得到丰富涌现，是广大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长期育人实践中孜孜以求并不断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和崇高品质。
1. 教育家精神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教育家精神奠定了深远独特的基础。柳诒徵言“自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2]古代教育家精神突出体现于以孔子为开创者的儒家道德伦理中。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古代教育家致力于培养“君子”这一理想人格，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3]孔子“君子之学”的确立，将“君子”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出来，而强调其“德”之新义。[4]《论语》中大量有关君子的论述首尾呼应，从开篇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到末篇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逐步构建起理想的君子人格，其核心要义有五——仁、礼、义、学、乐。其中“仁”蕴含了孝悌、仁民、爱人的内涵，是对君子人格和成圣成贤的美好向往；“礼”是君子成人之规范，通过“克己复礼”达到“仁”；“义”作为君子人格的价值尺度，则是理想之仁与现实之礼的折中；“学”是君子的崇高责任，其目标是学为君子、学以致道；“乐”作为君子之境界，蕴含了“乐感文化”这一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学而》作为《论语》开篇，其三句话从君子“为天下人之乐而乐”的境界，到君子“乐群”的生存智慧，再到君子“乐观”的生活态度，展示了一个递进的君子培养历程。儒家的“君子之学”，为教育家的育人目标提供了思想土壤。
在“怎样培养人”问题上，古代教育家以“道”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其方法论殊途同归，指向一种中国特有的师道精神。孔子重视学生真实的自我呈现，提出了因材施教、改过迁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言传身教等教育方法。与此相通，《学记》指出受教育主体的“心之莫同”，由此应该长善救失、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教学相长，并提出了更为细化的藏息相辅、豫时孙摩等方法。《大学》则通过“三纲领”“八条目”的阐述，构建了作为一个过程和整体的，以止于至善为最高目标的，内依止于天德良知、外依止于亲亲之家的儒家道德教育体系。由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教育家精神的内涵生成提供了源流。
2. 教育家精神生成于近代教育救国实践中的精神涌现
近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生成于民族危亡时刻的教育救国实践之中，是中国传统教育伦理与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碰撞和交融。梅贻琦认为，“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5]洋务派创办了京师同文馆，其“变器不变道”的洋务教育已初见教育救国色彩，后期张之洞进一步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育才以图存”的教育救国思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超越了技术教育救国的局限，转向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国民素质的提升。新文化运动前后，蔡元培、陶行知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投入教育救国实践中，教育家精神得到了更为丰富的涌现。蔡元培秉持教育家精神办北京大学，蒋梦麟将其形容为“学术自由、宽容大度、安贫乐道、科学求真”四大精神；[6]陶行知则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躬耕教学一线，探索生活教育理论。
对于近代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建构，如李玉胜将其解读为教育救国、改革创新、廉洁奉公、抗日爱国、人文精神；[7]黄书光将其归纳为大爱无疆与儿童本位、救国情怀与教育志业、国际视野与本土立场、旧学活化与新知创生；[8]吴云鹏将其提炼为远大、精进、崇高。[9]纵观已有的近代教育家精神内涵阐释，各个特定阶段所呈现的精神特征殊途同归，其核心要义共同指向民族责任、爱国精神、专业素养、救国情怀。
3. 教育家精神契合于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的初心使命
从近代的教育救国到当下的科教兴国、教育强国，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不断丰富和扩展，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相契合，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休戚相关。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伟大精神锤炼升华了中国特色教育家精神，为中国特色教育家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和弘道追求注入精神力量。[1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教育的讲话精神以及党中央领导的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一脉相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有”好老师，其中好老师需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阐释，对应了教育家精神基本内涵中的四个维度；从“好老师”到“教育家”，后者亦是前者的纵深发展与境界升华。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先生”，将“好老师”的标准上升到为学、为事、为人之“大”的新水平；同年提出的“四个引路人”，则期望广大教师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作为教师外在行动的方向指引，丰富了教育家精神的生成基础。2019年设立的“人民教育家”称号，为教育家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以于漪、卫兴华、高铭暄为代表的人民教育家所体现的“思想自信、实践自觉”之精神，为教育家精神树立了理想高标。2023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呼吁广大教师以人民教育家为榜样，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由此可见，“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提出，经历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双重孕育，是对以往教师群体理想精神特质的高度提炼与升华。
新时代语境下教育家精神的特征彰显
教育家精神的内涵随着时代变迁持续生成，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教师队伍，依靠什么样的人来培养人”的问题，其特征可概括为本土性、引领性、实践性、能动性。
1. 教育家精神的本土性
教育家精神的本土性，突出体现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杨贤江等早期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教育实践之中，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观搭建了基本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家精神，则根植于广大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立德树人的实践，与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密切相关。任友群指出，教育家精神吸收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红色文化的精髓，是对新时代中国教师群体精神特质的凝练升华；顾明远认为，教育家精神既是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的继承发扬，又是对新时代教师理想信念、人格品质、专业修养、教育态度、教育能力的全面要求。[11]可见教育家精神扎根本土，与中国文化、中国国情、中国道路密不可分。
2. 教育家精神的引领性
教育家精神的引领性表现在其为广大教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提供精神引领，也回应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的强调。人民教育家于漪认为，教育家精神是德、才、识、能的高度统一，指引着教育工作者形成“为中华民族而教”的教育信仰。[12]教育家精神与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内在相通、高度契合的，在全面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引作用。
3. 教育家精神的实践性
教育家精神的实践性体现于其内涵阐释真正面向广大躬耕于一线教育实践的教师，蕴含了知行合一的内在机理。教育家精神的六条基本内涵，揭示了新时代教师的教育价值观、主体观、方法论、认识论、伦理观、实践哲学，[13]从方方面面帮助教师建立个人的教育行动信条，从而由“知道”走向“行道”，在真实的教与学情境中磨砺自我。例如：“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作为教育方法论的突出体现，能展开为教师在把握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引导和启发每一名具体学生进行求知的整个复杂过程。由此可见，教育家精神的表述虽简短，却是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精神群像和万千教育教学实践的高度凝练，有其实践逻辑。
4. 教育家精神的能动性
教育家精神蕴含着教师作为能动者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勉励，指出教育家精神从价值引领到具体行动离不开广大教师能动性的发挥。教育家精神对教师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仁爱之心、弘道追求的阐释，共同指向对教师专业伦理的召唤。而广大一线教师置身于真实具体的教育情境中，其专业伦理取向的践行需要教师作为主体发挥能动性，在自身与教育情境的交织中识别伦理问题，设想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进行选择决定、行动开展，并对自身伦理行动进行反思。
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实践路径
教育家精神的提出，赋予新时代人民教师以崇高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应当有整体规划与系统设计。具体来说，宏观层面需要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教育相关制度设计中，中观层面需要建设涵养教育家精神的学校文化生态，微观层面需要推动教育家精神进教师培养培训，让教育家精神“活”在教师日常生活实践中。
1. 完善教师队伍建设相关制度，为弘扬教育家精神提供坚实支撑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4]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可以为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提供坚实支撑，因此在教师队伍建设相关制度设计中应充分体现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
首先，要加快构建师德评价制度，在制度设计中明确体现教育家精神的要求。教育家精神对师德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今后要进一步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落实师德第一标准。对教师进行考核评价时应将师德表现作为首要评价指标，加快构建起以教师自评为主，学校领导、同事、家长、学生共同参与的师德评价制度。
其次，要逐步完善教师准入制度、教师荣誉制度等，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融入教育家精神。当前，应进一步完善教师资格制度，在教师资格申请认定、教师招聘和引进等教师队伍入口环节进一步严格思想政治和师德的考察，从源头夯实教师队伍质量。此外要进一步完善当前的教师荣誉表彰体系，开设专项教师荣誉称号，充分宣传教育家精神，引导和激励广大教师学习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教育部等七部门于2019年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做好优秀教师表彰奖励，依法依规在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教师中开展‘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评选授予工作，健全教书育人楷模、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多元的教师荣誉表彰体系。”目前以国家名义设立的教师荣誉称号评选规模较小，难以充分发挥对教师队伍的激励作用。因此，今后要在现有的教师荣誉表彰体系中增设专项基金，对在践行教育家精神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教师进行专项荣誉表彰。同时，应鼓励地方政府表彰奖励本土教育家，作出授予属地人民教育家称号的制度安排，激励教育工作者扎根乡土办好教育。
2. 优化学校内部治理，在学校文化建设中浸润教育家精神
教育家精神的切实践行，是从讲话精神、政策文本下沉到学校组织的过程，是在具体的学校情境中展开的，因而弘扬教育家精神应注重学校内涵式发展，从学校内部治理发力。
在“谁来治理”的问题上，校长作为学校组织金字塔的顶端，应该发挥领导力，以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和管理的指引，为培养教师的教育家精神提供榜样示范和组织支持。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领导对下属的影响比组织更大。[15]人民教育家于漪对“什么样的校长能够成为教育家”“校长如何办教育”进行了阐述，指出作为教育家的校长需要“既能在实践中积累和创造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能从理论高度阐述和揭示基础教育育人的规律”，要站在“三个制高点”上办教育，把学校办学使命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16]
在“治理什么”的问题上，校长办学应重视学校文化建设。学校文化是学校之魂，校长应通过学校文化氛围的创设，形成涵养教育家精神的文化生态，具体可从学校中的问责文化、绩效文化、信任文化等方面加以优化。其一，学校应形成询问责任而非追究责任的问责文化。格特·比斯塔认为问责制的管理方法阻碍了教育者对自己的行动和活动所应该产生的结果负责，[17]学校中以惩戒和追究责任为导向的问责不利于教师发挥能动性来践行教育家精神，亦可能诱发教师的意志伪善和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校长应通过学校日常管理和组织制度设计，引导教师超越问责制等外部因素，将改变学生生活作为道德目的。其二，应改变唯分数是举的绩效文化，引导教师启智润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绞合仍未消解，学校中不乏以学生成绩作为教师绩效指标的现象，过度重视考试成绩使得教师和学生在强大的激励压力下“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从而偏离了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同时，在唯分数论的教师工作质量评价之下，师德考核往往被忽视。校长应引导教师从传统儒家伦理蕴含的教育家精神中汲取营养，形成“尊德性”重于“道问学”的文化氛围，将培养德性完善、人格完满的学生作为教育的根本旨归。其三，应创设良好的信任文化，激发教师甘于奉献的共同体意识。教师对校长的信任与对学校组织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校长应通过移情换位、行为适度、以集体利益为本，创设信任的文化氛围，激发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从而铸牢教师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
3. 依托教师教育项目，增强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的主体自觉
发展多维并进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文化是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18]在教师教育项目中融入教育家精神，能够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文化的发扬提供土壤，因此当前我们应依托教师教育项目，将学习和弘扬教育家精神贯穿于师范生培养和职后教师培训全过程。
首先，应切实加强师范生对于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掌握，提升教师培养的主动性、前瞻性。一是将师范生课堂作为教育家精神弘扬的主阵地。师范院校应打造特色课程群，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讲教育家故事，树教育家典型，促使师范生对教师使命形成正确认知；应立足师范生的日常生活，将教育家精神内涵与学生经验相整合，在教学方式上从道德灌输转向启发、讨论、情境教学等，为师范生内化教育家精神、反思自身学习创设空间。二是将教育实习作为教育家精神践行的平台。师范院校应优化师范生见习实习环节，促使师范生在真实的工作场域中感受一线教师如何以行动践行教育情怀，直面真实教学场景的冲击，从而反思教师的职业角色，增进对教育家精神的体悟。三是将数据库建设作为教育家精神学习的驱动。高校与研究机构可以搭建师范生培养数据库，遵循质量内涵的建构逻辑，通过追踪数据关注师范生的学习动态，借由个人属性、学习情境、学习行为与感受等测量指标分析师范生学习成效，从而驱动师范生持续学习与培养质量提升。
其次，在职后教师培训方面，应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作为各级各类教师培训的重点内容，促进广大教师深刻学习、领会贯彻，提升教师培养的协同性、整体性。一是教师培训应贴近教师日常专业生活。教育家精神作为“从实践中来”的凝练成果，其解读与学习不能只停留于字面上的抽象话语解释，而应“到实践中去”，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真实案例、具体行动、思考脉络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师对教育家精神内核的能动把握。二是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家精神培育。教师培训中可以开展沉浸式技术培训，让教师亲身体验AI工具、VR教室等，也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模拟不同的课堂情境乃至伦理情境，引导教师在具身情境中识别问题，探寻教育中伦理冲突的解决方案，反思自身的行动选择，为教育家精神的学习提供场景支持。
参考文献：
[1] 马晓强.教育强国建设的认识视角[J].教育研究，2023（6）：13-16.
[2] 柳诒徵.中华文化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275.
[3][4]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二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7-148.
[5]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41（1）：1-12.
[6]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3-324.
[7] 李玉胜.中国近代教育家精神解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191.
[8] 黄书光.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办学的文化审视[J].高等教育研究，2016（8）：84-90.
[9] 吴云鹏.近代教育家对培养教师精神的追求[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4-39+159.
[10] 于维涛.中国特色教育家精神及其哲学基础[J].教师教育研究，2023（5）：1-9.
[11] 张云婷，李笑笑，何雨菲.高质量发展下的教育家精神：内涵、践行与创新——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师德论坛综述[J].中小学德育，2023（11）：61-66.
[12][16] 余慧娟，赖配根，李帆，等.人民教育家于漪[J].人民教育，2019（20）：6-35.
[13] 张志勇，史新茹.“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演进逻辑、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J].中国教育学刊，2023（11）：1-6+96.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1.
[15] CHEN Z X，TSUI A S，FARH J L. Loyalty to supervisor v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Relationships to employee performance in China[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02（75）：339-356.
[17] 格特·比斯塔.测量时代的好教育：伦理、政治与民主[M].张立平，韩亚菲，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8.
[18] 宋萑，杨志清.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根基[J].中小学管理，2023（9）：10-15.
文章来源：
《中小学管理》2024年第2期 · 大家论道
文章编辑：崔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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